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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党建阅读」阎晶明:美文的读法

2022-05-21 09:12

阎晶明:美文的读法
党建阅读★★★★★
钱锺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,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权威的宋诗选本。据知,钱锺书编宋诗,是当年接受工作任务而为,却为后人留下值得珍视的读本。尤其他那篇长序,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。值得反复阅读,仔细斟酌。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,文采也是精彩之至堪称美文。在此不妨将重读后的感受记录下来,与书友们共享。
文学是面多棱镜
我们都知道一个从来不被质疑的说法: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。即使我们强调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是机械式的照搬,而是艺术地、创造性地表现和反映,但对这一道理本身从来不会质疑。恩格斯说,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读到的,比从所有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统计学家那里得到的都要多。这就更能说明文学的力量了。
十九世纪前的经典作家当然只会以文学为主来讲这个道理,搁今天,就应该是文艺了。君不见,现在强调文学艺术,都是影视在前,舞台艺术居中,文学在后了。这个当然无关紧要了,艺术到最后都要成为综合艺术的。今天我们说,制约影视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好的文学作品,这既可以看作是对文学的不满意,也可以看成是对文学的倚重。甭管什么艺术,哪怕是相声、小品呢,到最后,好不好还不是说脚本写得怎么样么?这是题外话,下面书归正传。
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,只强调艺术地反映看来还不够,还应该强调,文学是一面多棱镜,不同的文学反映不同的生活侧面,只读一种文学,还不能全面了解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。这个道理,是我重读钱锺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序所得到的启示。
我上大学时就曾读过这篇非常长但特别好读的序言,留下的印象,除了坚信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外,其中的观点,就是记住了钱先生对宋诗总体并不高的评价,他认为宋诗说理太重,情感不足,总体上艺术水平也不高。今天重读,发现这一印象并没记错,序里的确是这么说的。而且还强调了唐时韩愈之诗就说理成分过重。我说我怎么并没读过多少韩愈文章,却对其说理太重有深刻印象呢,原来是钱先生所“赐”。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”,的确说理,但又堪称“金句”。
钱锺书在序里特别指出,宋诗在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时并不全面,折射出的是局部的光影。他指出:“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,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。有许多情况宋诗里没有描叙,而由宋代其他文体来传真留影。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‘聚义’那件事,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‘采著’,而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,像保留在《宣和遗事》前集里那几节,所谓‘见于街谈巷语’。”也就是说,宋时引出《水浒传》那样的大事,在宋诗里居然没有“发生”过。“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‘替天行道’以前的梁山泊,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,不像在元明以来的诗里是‘好汉’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。”原来如此。
这是指大的社会生活,但即使是个人色彩很浓的爱情呢,在宋诗里一样也是“禁区”。序文谈到:“宋代五七言诗讲‘性理’或‘道学’的多得惹厌,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。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,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。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,而他的《御街行》词,就有“悱恻缠绵的情调,措词婉约。”钱先生进而指出:“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,也许可以说,爱情,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,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,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。除掉陆游的几首,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、笨拙、套板。”
那也就是说,通过宋代文学了解宋时社会是可以的,但要明白“分工”。最大的“政治事件”之一梁山泊聚义,在话本里;让今人都有点向往的宋时烟火生活,尤其是爱情生活,要到宋词里寻找;而宋诗应合的,是宋明理学。在诗中讲道理,是宋诗的功能。这可是我们想不到的吧。但它一样也是一种生活风尚的折射。
所以我们说,文学是一面镜子,但它是一面多棱镜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。只读一面是不够的。
“抄书当作诗”
作为一个学现代文学出身又从事了当代文学评论的人,我的古典文学素养也就是大学二三年级水平,而且大半都还给老师了。去年写完一本关于鲁迅《野草》的小书后,重读了一遍《红楼梦》,觉得收获特别大。但也就此为止了。必须说是政协读书群又激发起了拓展阅读的热情。古典文学成了重要的补课内容。近日重读钱锺书《宋诗选注》序,获得太多知识。不妨再与众书友分享另一观点,也让自己记得更真切、更准确些。反正做的本就是读书笔记类工作。
钱锺书序里还有一个观点。我理解的大意是说,宋诗之所以水平总体不高,是因为当时诗人们写诗的态度和风气本身就有问题。他们不尚从生活里寻找素材和资源,反而热衷于跑到故纸堆里寻找写作的灵感、意境甚至句子。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。而且他们明知这一点,却不以为“耻”,反以为“荣”,认为古人的诗里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。所谓尚“性理”,讲“道学”,这也是原因之一吧。
钱锺书还引用了毛泽东主席论文艺创作源泉的理论,证明宋代诗人其实是走了错把“流”当成“源”的弯路。进而还中西结合,指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们,更是毫不隐晦地把古罗马经典视作创作的“惟一源泉”,不惜公然使用“偷窃”的概念来强调这种创作方法。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
然而一旦一种文艺风气形成,置身其中的人是很难自觉到这一局限的。这也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,改革开放初期,国门大开,外来风潮云涌,一切都那么新鲜,太让人向往了。西方正典还没读几本,现代派、后现代派、魔幻现实主义,同时涌入,一时成为创作的风潮。很多作家连内容到形式,都热情地投入其中。现在冷静下来一想,那时果真是热闹,令人怀念,但就具体的创作而言,确有模仿过度、生吞活剥、食洋不化之嫌。
宋时诗人那种“要自己的作品能够列在图书馆的书里,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”,真是莫大的讽刺,但又是执迷不悟的风尚。钱锺书还举了一个叫陈渊的诗人为例,此人视陶渊明为圣人,看任何事物都只留意符合陶氏境界,以至于对书本的敏感带来了对现实事物的盲点。悲耶?幸耶?
《宋诗选注》一书中,对诗人的介绍也多有这方面的议论。如对著名的寇准,介绍时就说他太过崇尚韦应物。其五言诗句“野水无人渡,孤舟尽日横”,其实就是对韦应物名句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扩写。紧接着介绍林逋,又说其深受贾岛的影响。唉,罢了。
宋朝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朝代。梁山泊聚义、清明上河图、“抄书当作诗”、宋词多婉约、更有豪放在,这一切是怎么捏合到一起的呢?
书友难免会想,你这不也是抄录当作文么?我只能说,是的。如果允许辩驳一下或自我安慰一下的话,我这本来就是以介绍为主的读书交流。既非诗,也非文,笔记而已。
集“公”“婆”于一身
一个人学问大了,相当于武林里会十八般武艺的高人,炫起技来让人眼花缭乱,啧啧赞叹又无从归纳。比如说钱锺书先生吧,知识太渊博,学问做得太好,一件事情,各种观点都能顾及到,都能说出个长与短。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似乎是李泽厚有过议论,说钱锺书学问太好,但都零碎用了,没有成为体系。然而这可能就是钱锺书本人所追求的吧。《管锥编》要是教科书,看的人反而少了。
理解这样的学者并非易事。就说这一篇《宋诗选注》序吧,前面刚引用了此一观点,后面又看到钱先生自己在强调另一也许是相反的观点。比如说关于宋诗模仿唐诗故总体上水平不高这一观点。钱锺书其实另有一解。那就是,他认为把宋诗说得不堪,主要是明代文人干的事。“在明代,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,而那一首还有毛病,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,把明诗直接唐诗,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。”一直到晚清才使黄庭坚等宋代诗人身价倍增。钱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:“批评该有分寸,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。假如宋诗不好,就不用选它,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、顶顶好、无双第一,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,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、力竭声嘶的赶任务。”而且他还断言:“整个说来,宋诗的成就在元诗、明诗之上,也超过了清诗。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,但是无须夸张、夸大它。”那我们到底应该“夸奖这个成就”还是对这个朝代的诗并不看好呢?只好到书里去自己找答案了。但需带着问题去读。
从这些描述看,两个相近朝代的人就好像两个地方的人一样,文化上总是一方看不上另一方。虽然前朝基本上没有反驳机会。这是题外话。
一个人学问大了,厉害之处就是敢于去评判一团乱麻的复杂之事。俗话说,清官难断家务事,因为凡事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。而大学问家如钱锺书,则似乎是一个人兼是公婆。道理在他一人之手。那他是否断清了如何评价“宋诗”这桩诗史上的“家务事”了呢?至少我们看得很过瘾,也服了。这就很满足。
文学古董不是古典文学
编选看似相对来说简单,实则难度不亚于写文章。选择谁?选哪些作品?这是经常要犯难的。同样的对象,不同人选出来的必然不一样。我曾选编出版过《鲁迅箴言新编》,对比其他的版本,还真是差异很大。《钱锺书选唐诗》里,李商隐的选了五十八首,超过了李白。这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吧。
选编诗文真的很不容易,严肃认真的学者,既要考虑本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,更要统筹所编选对象的客观实情,同时又要体现自己审美上的独特判断。诸种平衡不好掌握。钱锺书在《宋诗选注》的序里就说道:“在一切诗选里,老是小家占便宜,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,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,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,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,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。大作家就不然了。在一部总集性质的选本里,我们希望对大诗人能够选到‘尝一滴水知大海味’的程度,只担心选择不当,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!”这真是无奈的事,又要照顾全面而不能任性,又不想平庸至变成玩平衡术。
不过我们可以看到,钱锺书选诗自有其不变的标准。那就是,作品的艺术性要过硬。他特别提出来一个观点:不能把文学古董当作古典文学看待。这一看法十分地值得珍视。为完整理解钱先生观点,不惜把这段话全录于此:
“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,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,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,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。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,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,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。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,一丝儿活气也不透,那么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。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,并没有还魂续命丹;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,费心用力地把许多作家维持在‘死且不朽’的状态里。”
说得真好!
我们今天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我以为“优秀”二字至关重要。古典二字中,“典”是要点。并不是过往的就是古典的。英文里,古典和经典共用一个单词:classic。literary classic是文学经典,古典音乐叫classical music。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“创造性转化,创新性发展”,我们不能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变成凡古即好的守旧。
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是否必要
说太阳底下无新事,那是指日常生活。写文章的人都有一种追求,憋也要憋出人所未见,所未言,方才体现独特性和独立价值。所以关于文学语言不管有多少探讨,都未必能广泛传播开来,只有一句话,是不写文章的人也都知道的,那大概也是大家都同意的原因是吧,这句话就是:语不惊人死不休。
所有写诗作文的逸事里,大家传得最多的,要么是佩服某人写得飞快、贼快,故有曹植“七步成诗”这样的传奇。但也有另一极端的例子,那就是为了一个字词捻断胡须也不下笔。“推敲”这个词,就是发生在唐代诗人贾岛身上的传奇故事。
这种故事,就是到了宋代也有。据说,王安石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“绿”字就曾先是“到”,后是“过”,再是“满”,但诗人终于都觉不满,直到找到“绿”字。
当个诗人真是不容易。传统上听起来,诗人就意味着激情,代表着才华,浑身都是灵感,酒量都比一般人大得多。事实上,个个揪着头发都找不出个新词,简直愁死了。像贾岛那样的苦吟派诗人,历史上绝不止一个两个,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特征。
钱锺书在《宋诗选注》序里曾同情过宋代的诗人,他们生在唐这个诗歌辉煌的时代之后,仿佛无诗可做,至少想出新意很难。怎能不愁?钱先生就此比喻道:“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,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,就要发愁,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,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。”
这故事听起来滑稽,事实上却很有艺术真实。他接着说:“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。”他说:“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,也是宋人的大不幸。看了这个好榜样,宋代诗人就学了乖,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;同时,有了这个好榜样,他们也偷起懒来,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。”可以说,唐诗对宋时诗人来说,既是最近的伟大榜样,又是个巨大的阴影。我们也都知道“既生瑜,何生亮”这个典故。足球界也有C罗生在梅西时代的惋惜之议。岂不知,生在后朝也有阴影。
哈佛大学著名的批评家布鲁姆有过一本影响极大的理论著作,书名叫《影响的焦虑》,专门探讨经典作品如何影响了后世作家 ,使他们摆脱不了这种影响,使他们创新很难,以至于产生影响的焦虑,其实也是创新的焦虑。
我们说对待优秀的传统文化,要做到创造性转化,创新性发展。这是现实的努力目标,也是一种理想。真正要做到、做好,绝非易事。钱先生因此感慨道:“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,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,挑他们来比赛,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、打破记录,或者异曲同工、别开生面。”“假如后人没出息,接受不了这种挑衅,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,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。”就像我们今天的文学,一提长篇小说,就要拿来和《红楼梦》比,哪个作家经得住这种比较!莫言的小说写得很精彩了吧,但他说,自己深爱鲁迅小说,宁愿用自己所有的创作换一篇鲁迅那样的小说。
创新真的很难,但值得追求。这是艺术之魅力所在,也是作家辛苦之必须。前人的遗产是宝贵的财富,但正因为是财富,便极有可能让后人产生怠惰,变成纨绔,甚至产生阿Q那样“从前阔多了”的盲目。
苦吟派、语不惊人死不休,固然不灵巧,但其理想和追求,值得尊重!
【阎晶明:长安街读书会成员、中国作协副主席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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